王婭莉
讀《曾國藩的正面與側(cè)面》，對有段記載很感興趣。曾國藩擔任湘軍最高統(tǒng)帥之后，每年寄回家的銀兩不過一百兩。其弟曾國荃翻修老宅，花費了五千兩銀子，曾國藩寫信痛斥，說“余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，不料我家竟爾行之”。
曾國藩一生，對祖父質(zhì)樸的做人道理始終不忘，時時用來自我警醒，并多次寫信告誡兄弟及子侄。他常常引用其祖父星岡公的話：曉得下塘，要曉得上岸；怕臨老打掃腳棍。星岡公這種質(zhì)樸的做人道理，使曾國藩在功成名就之后依然能保持清醒頭腦。
一個人的氣質(zhì)、稟性、生活習慣、處事風格，絕大多數(shù)來自家庭的影響。西方心理學特別強調(diào)原生家庭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，而中國是一個以孝道為倫理基點的國家，家庭教育、家族教育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國家教育機構(gòu)的影響。《弟子規(guī)》《三字經(jīng)》教導兒童遵循做人的行為規(guī)范，《幼學瓊林》培養(yǎng)人的道德禮儀，這些都是由家庭教育完成的。孔子為儒家學派奠定了影響中國幾千年的道德標準，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君子，首先看他是不是遵循孝道，看他是否具備高度的理性、自律、責任感。
歷代家風家訓中最有名的文章是諸葛亮的《誡子書》。在這篇文章里，諸葛亮重點告誡兒子要淡泊名利、努力成才、修養(yǎng)品德、珍惜時間。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在長大后果然不負父親囑托，與鄧艾在綿陽浴血奮戰(zhàn)后身亡，其子諸葛尚聽說父親戰(zhàn)死后，也單槍匹馬沖入敵陣，悲壯戰(zhàn)死。后來連司馬炎都感慨三代人的忠勇。另一個有名的人物是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，在司馬談眼中，真正的孝是揚名立萬以顯父母。因此司馬遷在受了宮刑之后，即使恥辱難滅，也不忘完成父親遺訓。歷史上明確反對貪污腐敗的家族中，包氏家族聲名遠播，包拯的族譜中記錄著子孫后代若有貪贓枉法者，不得入祖宗墳塋。這是包拯為后輩劃定的為官紅線。而歷經(jīng)了正德、嘉靖、隆慶、萬歷四朝的海瑞，因自幼極其嚴格的家風，和近乎嚴苛的儒家思想教誨，終身持守清廉，在復雜的官場傾軋下，不改初衷，大膽揭發(fā)官場弊端，成為光耀古今的一道清流。
中國的傳統(tǒng)教育特點決定了人的思維習慣，因家庭和家族的影響，即使是粗通文墨的朱元璋，在建立大明政權(quán)后，也不辭辛勞，為子孫后代定下了詳細的訓誡，細致到吃飯、穿衣的訓導。
家庭的風氣決定了一個人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水準。有的家庭立家風于行為舉止，有的家庭以書面文字訓誡子弟。家風謹嚴、注重道德建設的家庭，對一個人的影響是終生的，會為他將來從政筑起堤壩。古代家訓多強調(diào)節(jié)儉，因為對物質(zhì)條件的態(tài)度是一個人是否會滋生貪欲的根本。一些出身貧困家庭的干部，通過自身努力考上大學，在工作單位上積極進取，獲得多項榮譽，卻在掌權(quán)之后被利益引誘，由貪小利走向貪大利，一步步滑向腐敗的深淵。這種思想的薄弱性很多時候來自人的貪婪本性，和自我遏制能力的欠缺。其次，也來自各種勢力的攀附。孟子曾說“鄉(xiāng)為身死而不受，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”，曾經(jīng)恪守的道德原則往往會在權(quán)力增長后，因為他人牟利獲得心理滿足或物質(zhì)回報，從而改變初衷。
費孝通認為，中國人的智慧是靠老一輩人一代代傳遞的，這種特殊的學習方式使言傳身教顯得格外重要。家風建設是根基，黨風廉政建設是國家層面的制度約束。只有個人的自律與國家的制度規(guī)范結(jié)合起來，才能真正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。隨著法治體系的完善，廉政建設由道德自律走向了法律監(jiān)督，反腐倡廉也走向了新的時期。發(fā)達的信息網(wǎng)絡、豐富的物質(zhì)生活將會促使人的欲望與追求更多樣化，老子說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令人心發(fā)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”，今天的社會萬象會給每個人帶來新的考驗，也使道德自律顯得更加重要。反腐需要從根源開始，做好根基建設，倡導良好家風，樹立社會主義道德新風尚，加強廉政建設宣傳，注重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，從源頭遏制貪腐，從制度完善追責，從信仰培育人格。追問人生的終極價值，降低物質(zhì)的享受欲望，自覺抵制誘惑，普通大眾要提倡生活的從簡去奢，黨員干部更要修身、慎獨，理智看待享樂之風，堅決恪守做人底線，警惕思想道德的滑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