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者 陳曦
紹興是一座水城，街隨河走，河隨街流，在白墻黑瓦的倒影中，烏篷船往來穿梭，這正是想象中的江南味道。未到紹興，就想著蘭亭集會的書卷雅韻，想著李白筆下的鏡湖水月，想著越劇的軟語嬌媚，想著黃酒的綿軟甜意……
黃酒小鎮
拜大禹，謁書圣，赴沈園，再至陽明故里、徐渭故里、蔡元培故居、魯迅故里……跟隨著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“尋跡溯源·運河文化紹興行”百名文化記者采風團，紹興就像一本厚重的大書緩緩展開。越看越驚，越走越疑，開始不斷問自己——紹興是先前想象中江南仕女的模樣嗎？
倉橋直街
蔡元培故居
直到在坡塘村，聆聽了紹劇唱段《一從大地起風雷》，心中才有了答案。“一從大地起風雷，便有精生白骨堆……金猴奮起千鈞棒，玉宇澄清萬里埃……”紹劇與秦腔頗有淵源，與越劇的細膩委婉迥然有別。國家一級演員施潔凈的唱腔更是慷慨激越，一時劇場風滾雷動。離開紹興后，我又找來錄像反復聆聽，引起無限遐思，不由得想起魯迅的《自題小像》——“靈臺無計逃神矢，風雨如磐暗故園。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薦軒轅。”劇里詩中，精神何其相似。
在如潮的喝彩聲中，一個嶄新的紹興形象在我心中升起。原來紹興的水是充滿了鈣質的水，不止于水面的柔波，更有水中的風、電、雷。“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，非藏垢納污之區也。”“膽劍精神”已銘刻在紹興的文化肌理中，塑造出紹興人的硬脾氣。這時我才明白“硬骨頭”魯迅并不孤單，在他的家鄉紹興，古往今來有一大批剛毅超拔的豪杰之士，這片柔媚的土地其實蘊藏著一種鋼鐵般堅韌的精神力量。
狂人吶喊
一條小河從魯迅故居門前流過，烏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。百草園綠意蔥蘢，何首烏、覆盆子還如魯迅筆下那般生機勃勃。三味書屋一切似乎還如舊時模樣，抱柱上掛著一聯——至樂無聲唯孝悌，太羹有味是詩書。魯迅的座位處在上首，桌上還刻著“早”字。如今的“故園”風光旖旎，只有回到歷史才有魯迅筆下“風雨如磐”的況味。
三味書屋
周家新老臺門依然保存完好，1909年魯迅留日歸來，先后在杭州和紹興做教員，大概就常住這里。鑒湖女俠秋瑾家離魯迅家不過幾百米，兩人先后留學日本，但兩年前秋瑾已為革命慷慨赴死。“縱死俠骨香，不慚世上英。”魯迅多次去憑吊秋瑾，懷念這位特別的同鄉和同窗。在秋瑾墳前，他也許還會想起另一個同鄉徐錫麟，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鄧恩銘失敗，被鄧恩銘的親兵剖腹挖心而食。如此“吃人”的現實，讓魯迅陷入了何等的悲哀。
“民元革命”曾為魯迅帶來短暫的光亮。1911年，革命黨人王金發就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，與王金發在日本已相識的魯迅，親自帶學生前去迎接。魯迅認為“現在要為秋女俠報仇才好”，與秋瑾案有牽連的舊官僚章介眉被軍政府逮捕后，卻以“毀家紓難”的名義獻上一筆財產，迅即被釋放了。曾在秋瑾的掩護下逃生的王金發，在與當地鄉紳的觥籌交錯中，“漸漸變得跟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”。這讓魯迅陷入了更深一層的悲哀，多年以后只能用曲筆，在小說《藥》中為革命者的墳上“添了一個花環”。
同儕的鮮血，現實的苦悶，激發了魯迅對鄉邦先賢和文獻的興趣。他埋首于紹興的碑文殘垣，不僅鉤稽材料，還到大禹陵、蘭亭等地多次實地考察，曾作《會稽郡故書雜集》。他在《〈越鐸〉出世辭》中推重古越文化：
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，海岳精液，善生俊異，后先絡驛，展其殊才；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，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，力作治生，綽然足以自理。
從今度古、以古觀今，魯迅所謂的“善生俊異”“堅確慷慨”，不無現實的影子，也可看作某種程度的夫子自道。
在紹興先賢中，魯迅尤其醉心于嵇康。從1913年至 1931年的18年間，魯迅堅持不懈地整理《嵇康集》，參照校本19種，校勘凡10遍，工筆小楷抄寫三遍，還撰寫了《〈嵇康集〉考》《〈嵇康集〉序》《〈嵇康集〉跋》《〈嵇康集〉著錄考》《〈嵇康集〉逸文考》等。
嵇康祖籍會稽，是一位“非湯武而薄周孔”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名士，終為當權者司馬昭所不容，行刑前，嵇康風度依舊，索琴而彈，嘆一聲：“《廣陵散》于今絕矣！”便慨然赴死。南宋《會稽志》曾記載，嵇康夜過紹興，在白塔山八仙冢遇古伶人之魄而得《廣陵散》，這個民間故事足以說明紹興人對嵇康的惋惜了。
“立俗迕流議，龍性誰能馴。”嵇康是一位真正的“狂人”，魯迅也是一位真正的“猛士”，他們可謂千古之下的知音。許壽裳先生曾說：“魯迅的性質嚴氣正性，寧愿覆折，憎惡權勢，視若蔑如，皓皓焉貞如白玉，凜凜焉勁烈如秋霜，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類似……”
1918年，魯迅在寂寞冷清的紹興會館中，寫下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小說《狂人日記》，像嵇康批判虛偽的“禮教”一樣，發出了“從來這樣，便對么”的詰問，吼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吶喊。從此，周樹人退居幕后，手持“投槍匕首”的魯迅登上了歷史舞臺。
放浪蘭亭
1913年，魯迅曾攜弟友乘舟游蘭亭，觀看王羲之手書的“鵝池”石牌，游覽右軍祠、墨池、御碑亭、流觴亭，遙想晉朝的文人墨客，在這里吟詩作賦的閑情逸致。
蘭亭一角
蘭亭位于蘭渚山下，相傳越王勾踐在此種植了蘭花，漢代在此設驛亭，因此得名“蘭亭”。永和九年，書圣王羲之和群賢在此修禊，催生出《蘭亭集序》，從此會稽山陰之蘭亭走進了中華文化史。
走進蘭亭，確有曲水流觴之雅意。作為生于長于秦嶺的人，蘭亭四周的山算不上“崇山峻嶺”，但“茂林修竹”確實珊珊可愛。在大家欣賞碑帖之時，我卻對鵝池中嘎嘎而鳴的幾只大白鵝情有獨鐘。我感覺從這幾只“活物”身上才可見魏晉的真意。
王羲之愛鵝在歷史上留下不少趣事。《世說新語》記載了一則發生于紹興的逸事，王羲之在山陰碰見一群白鵝，十分驚喜，便想買下，養鵝的道士說：“你只要給我寫一篇《黃庭經》，就將這些鵝悉數相贈。”王羲之欣然寫畢，籠鵝而歸，歡喜異常。由于這個典故，便有人將這篇書法稱作《換鵝帖》。王羲之不拘世俗的行止很多，譬如少時坦腹而臥，留下坦腹東床的成語。
《蘭亭集序》云：“放浪形骸之外。”放浪和佯狂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特征，魯迅在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》中以“魏晉風度”概括之。魯迅以為：“魏晉時代所謂崇尚禮教，是用以自利……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，褻瀆了禮教，不平之極，無計可施，激而變成不談禮教，不信禮教，甚至于反對禮教。”“魏晉的破壞禮教者，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。”
確如魯迅所說，放浪蘭亭不僅只有表面的飄逸，更有深沉的生命憂患。魏晉處大亂之世，可真是一個“吃人”的時代，政治舞臺變換大王旗，斗爭極為殘酷，若從孔融、嵇康算起，被以“禮法”的名義殺掉的名人才士可列一個長長的名單，連做個“高尚其事，不事王侯”的逸民也不被允許。到了王羲之時代，真是“亂也看慣了，篡也看慣了”，家國易代，生命如草，俯仰之間，已為陳跡，不得不讓人感嘆：“死生亦大矣。豈不痛哉！”
“王與馬，共天下。”王羲之是妥妥的上層貴族，早年“有骨鯁”“風骨清舉”，骨鯁應該是其性格底色，他辭官歸隱紹興金庭實為不堪與流俗為伍，有志難伸。永和七年，會稽內史王述遭母喪停職，王羲之代任會稽內史，卻遲遲不去王述家吊喪。后來去了，卻看了一眼就離開，未按當時的喪禮執孝子手哭。王述大抵缺乏名士風度，早為王羲之所輕視。未料到王述守喪完畢后，竟然被任命為揚州刺史，會稽歸揚州管轄，王述成了王羲之的頂頭上司。王羲之的不忿之情可想而知。因不愿居于俗人之下，王羲之一度奏請將會稽劃出揚州，后憤而辭去會稽內史之職，并且對著父母的墳墓，發下永不出仕的毒誓。
與時人看嵇康“龍章鳳姿”一樣，時人目王右軍也是飄若游云、矯若驚龍。王羲之曾書寫嵇康的作品，二人也算異代知音，畢竟他們的“龍性”是相同的。難怪明代劉基要為王羲之打抱不平：
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，觀其與桓溫誡謝萬之語，可以知其人矣。放浪山水，抑豈其本心哉？臨文感痛，良有以也。而獨以能書稱于后世，悲夫！
圣門狂者
在蘭亭的幽靜叢林中，還隱藏著一代大儒王陽明之墓。紹興是王陽明的少時成長之地。1521年，王陽明回鄉祭祖，并從這一年起長居紹興。在家鄉，王陽明修煉洞天、建造府第、收徒講學、郊游祭祖，留下多處遺跡。
陽明故里
陽明心學有“三變”之說，最后一變即發生在紹興。王陽明被封為新建伯后，在紹興王家住宅原址擴建伯府，挖掘了一口碧霞池，池上架橋，名天泉橋。一夜王陽明與弟子在天泉橋上論學，將其畢生學問概括為：“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”史稱“天泉證道”，此“四句教”被認為是王陽明晚年定論。如今，陽明故里伯府第修繕一新，府外廣場亦新修一池，池上卻無天泉橋，也是一大憾事。
王陽明塑像
在天泉橋上，王陽明還做了不少抒發心志的詩。有句云：“老夫今夜狂歌發，化作鈞天滿太清。”“鏗然舍瑟春風里，點也雖狂得我情。”在詩中，他頗有些“狂”。其實，王陽明遠不是大家想象中儒生那種溫良恭儉讓的形象，他打小便以狂者自居。
兒時讀書，一次王陽明問塾師：“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？”塾師回答：“讀書做狀元。”王陽明卻說：“第一等事是學做圣人。”他的志向也可謂狂了。大約在十九歲時，他依朱子學說“格竹子”，神思勞頓以致吐血，他不懷疑自己的方法不對，卻對當時權威的朱子格物學說產生了質疑，從此開啟了心學探索之路。魯迅所問“從來如此，便對么”，也頗有點王陽明的遺意了。
如果說王陽明早年的狂傲是出自灑脫不羈的天性，他晚年居越后對狂更有了深度的理論認同。《論語》記載，孔子在陳，思魯之狂士，并認為“狂者進取”。王陽明對此深有體認，“狂者志存古人，一切紛囂俗染不足以累其心”。在紹興時他無不得意地對學生說：
我在南都以前，尚有些鄉愿的意思在，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，信手行去，更不著些覆藏，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，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。
面對別人的誹謗，王陽明毫不掩藏，只以狂者胸次信手行去，就算天下人都來指責，也只是一句“依良知行”。
王陽明的“狂者胸次”，在其弟子王畿、王艮、顏鈞、何心隱等人身上，深深地烙上了印記，他們將圣門之狂發揮到了極致。離陽明故里不遠，就是王陽明再傳弟子、明代畫家徐渭的青藤書屋。書屋小而精，天池中仍長著一株老藤。徐渭深受陽明心學熏染，加之其坎坷的遭遇，使其性格變得狂野怪異，自作墓志銘稱自己“賤而懶且直”。他的狂野使其藝術一改常態，他的字，他的畫，他的戲，都是獨一無二的，其筆下出現了眾多“白眼望青天”“不醉亦罵坐”的狂人、奇人形象。“幾間東倒西歪屋，一個南腔北調人。”這成了他一生的寫照。
徐渭藝術館
王陽明紀念館掛有一聯：“起向高樓撞曉鐘，不信人間耳盡聾。”取自王陽明的《睡起偶成》一詩。這可能也是王陽明一生志向的藝術概括。他像孔子一樣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寧愿做一位撞鐘人，將被皇權壟斷的天理是非還給每個人的內心，希望通過喚醒每個人的良知，來達成治天下的目的，開辟了儒學兩千年未有之境。
舉世困酣睡，而誰偶獨醒？
疾呼未能起，瞪目相怪驚。
反謂醒者狂，群起環斗爭。
……
八字橋
游罷陽明故里，讀到陽明先生這首《月夜》，感到頗為驚異。這讓我想起魯迅《〈吶喊〉自序》里的句子：
假如一間鐵屋子，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，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……現在你大嚷起來，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，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痛楚，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？
古今兩位紹興人，表達的意旨何其相似，這大概就是刻在紹興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吧。
嵇康、王羲之、王陽明、秋瑾、魯迅……紹興這片土地上孕育的豪杰還有很多，他們的狂者氣象或染于老莊，或承自儒門，或激于革命，雖然文化淵源有所不同，但他們都成為時代的吶喊者、撞鐘者、獨醒者。他們始終以“狂者進取”的姿態，不斷推動著家國、文化的變革。時移世易，站在紹興這個現代化的都市，回想起那些特立獨行的“醒世鐘”，耳際依然能聽到鏗然作響的風雷之聲。
（圖片由紹興市委宣傳部提供）
